本文来源：《外国语文》2017年第6期
摘要: 较之近代翻译文学，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有了更多的文学自觉，多数译者皆是知名作家，他们借由翻译实现了文学观念、文艺思潮、文体建设的新文学改造。特别是1913年泰戈尔成为亚洲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之后，我国一度呈现“泰戈尔文学热”。冰心穷10年光阴翻译了泰氏《吉檀迦利》，后来又译《园丁集》。从翻译小诗到小诗写作，冰心受到了哪些影响？又在自己的写作中实现了哪些创新？本文通过语料库技术对以上问题进行实证，对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范式的方法论创新亦有裨益。
关键词: 翻译批评；语料库翻译学；语料库翻译文体学；泰戈尔；影响研究
引言比起上一个佛经文学翻译高峰期，近代翻译文学已有自觉的文学意识，把外国文学作为文学来翻译。特别是五四时期，由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强势引导，新文学亟待开疆展土，以及新闻出版业和新式教育的迅猛崛起，翻译文学远承古代翻译的遗绪，近接近代翻译的脉络，呈现了波澜壮阔的局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译者队伍不断壮大，发布阵地星罗棋布，读者群体遍布社会各阶层，翻译文体日趋丰富，白话翻译升帐挂帅，翻译批评相当活跃，翻译文学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堂而皇之地步入中国现代文学的殿堂。反帝反封建的社会现实投射到翻译行为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译介欧美强势文化的文学作品的同时，也大量翻译了亚非拉等弱小民族的文学，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我中华民族饱受屈辱之块垒 (秦弓, 2009:2)。
在整个东方略显落寞之际，泰戈尔1913年成为亚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唤起了中国文坛的关注，形成了与易卜生热、托尔斯泰热毫不逊色的泰戈尔热。最早译介者当属陈独秀，他用文言文翻译了泰戈尔诗集《吉檀迦利》的赞歌4首，署名为达噶尔著，刊于《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2号 (秦弓, 2009:44)。除了诺奖文学地位崇高之外，泰氏诗学讴歌生命、崇尚自然的本真也暗合陈独秀发起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意向。然而，受泰戈尔诗歌影响最大的现代文学诗人、文学家当属冰心，正如徐志摩所说冰心是“几位最有名神形毕肖的泰戈尔的私淑弟子”之一 (孙宜学, 2007:123)。冰心从1946年开始翻译《吉檀迦利》，至1955年诗集全译本才出版。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冰心翻译的《园丁集》。数十年间的泰氏诗风沐浴浸染，对冰心的文学观念又有何影响？这一问题是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学派的经典课题。本文从跨学科界面研究 (王峰等, 2017) 出发，在语料库数据分析和语境行细读的基础上，结合影响研究的思路，旨在回答以下几个文体学问题：(1) 冰心的翻译诗歌与原创诗歌相比，形式特征如何？(2) 冰心《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凸显了哪些意象？这些意象与《吉檀迦利》《园丁集》有无相似关系？(3) 冰心从接受泰戈尔诗学到投射到自己诗歌写作又有哪些立新？
1小诗的社会文化渊源作为绝句、律诗等古诗的对立面，中国现代自由体新诗一面猛烈批判并试图挣脱古体诗的规范羁绊，另一方面参照西方近代自由体诗，逐步生成和发展。有趣的是，现代小诗作为我国现代自由体诗的一种独特的体式和风格流派，虽然也是师承外国诗歌而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但这种师承却由西方转向了东方。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中国新诗运动深受欧美诗歌的影响，但“独有小诗仿佛是在例外，因为它的来源是在东方的；这里边又有两种潮流，便是印度和日本” (周作人, 1992:184-187)。泰戈尔的哲理抒情小诗，粘和着感情血肉、散发着大自然新气息、凝结着宗教氛围的人道主义思想，使“五四”退潮后处于孤寂迷惘和寻觅心灵慰藉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为之吸引、激荡。纷纷仿效泰氏小诗灵巧自然的诗体形式，竞相捕捉和表现随来即纵的审美体验，或表现那种清愁淡绪。一时间，小诗作者蜂起。文学研究会、湖畔诗社的诗人几乎都创作小诗。1923年5、7月，冰心的两部诗集《繁星》《春水》相继出版，将我国现代小诗创作推向高峰，冰心也被公认为小诗派领袖 (蒋昌丽, 2007)。冰心在《繁星》的序言中坦言泰戈尔作品的阅读体验：1919年冬夜，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的《迷途之鸟》(Stray Birds)，冰仲和我说：“你不是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篇段么？其实也可以这样的收集起来。”从那时起，我有时就记下在一个小本子里。冰心接受泰氏诗学早于自我小诗创作，并贯通于自我后期文学创作。正如梵第根 (2010:89) 提示：一个作家在一个国家的“成功”不等于他对这个国家的文学有“影响”。法国比较文学派以影响研究为特色，沿着放送者、传递者、接受者的路线研究文学系统之间的互动作用，这三个视点又有相应的誉舆学（又称流传学）、媒介学（中国学者关心的译介学）和渊源学。除了“点对点”的直线研究，流传模式还包括了辐射型、焦点型、交叉型和循环型，丰富了影响的内涵。本文并不预设影响关系的决然存在，而是在语料库系统描写、数据统计的基础上结合文本细读，展开冰心-泰戈尔诗作异同的实证研究。2冰心翻译诗歌与原创小诗的对比实证2.1 句长形式特征首先看平均句长:《春水》6482/966=6.71字/句，《繁星》4625/746=6.20字/句，《园丁集》20437/875=23.36字/句，《吉檀迦利》18819/761=24.73字/句。不同于泰氏散文诗，冰心的小诗可谓“寓大义于微言，纳须弥于芥子”。传统语料库范式研究 (Baker, 1995; 王峰等, 2012) 平均句长参数只是集中趋势，容易忽略文本的内在差异。本研究借鉴了冯庆华 (2015) 的研究方法：将句长分为六类。其汉语句长标准：超长句 (>41字符)、长句 (26～40字符)、中句 (16～25字符)、短句 (11～15字符)、超短句 (6～10字符) 和微型句 (1～5字符)。如表1，《春水》《繁星》的句长类型组成表现了高度的相似，特别是短句以及更短的句子累计频率为69.15%和71.45%。笔者发现：冰心译诗中的大量短句形式使小诗的“上口可读性”大大提高。同时，简短句又与语气助词“呵”、高频词“青年人”等共同发挥了相似人际功能和诗学效果：(1) 凝练了语篇诗行的概念；(2) 凸显口语对话的语式特征，拉近与读者的距离。
青年人!你不能像风般飞扬便应当像山般静止浮云似的无力的生涯只做了诗人的资料呵！ ——《春水之三》
试对比“青年人不能像风般飞扬”之间的区别如何？“青年人”在诗歌中成为“呼语”，属口语中常见的人际功能成分，仿佛对话者青年人就在眼前，诗人犹如智者与青年人娓娓道来人生哲理，期冀青年人保持稳重泰然。同时，将“青年人”单独成为小诗的诗行，形成概念凸显的诗学效果。这种呼语单独成行又与语气助词“呵”字结尾交相呼应，成为冰心小诗写作的特色写作技法。类似“呵”这样的语气助词很少出现在英文诗歌句尾，并非是汉英语言系统造成。那么，是否是冰心个人写诗的习惯渗透到翻译行为中呢？我们在4个诗集语料库中做了“检索条” (concordance plot) 的分析（图1）：发现语气助词“呵”贯穿于冰心的诗歌翻译与写作中，原创文学里的使用频率更高，内部也更加一致。《园丁集》的使用频率偏少是因为源诗的“O/Oh”更少。小诗的“呵”语气助词在后来版本中被改为“啊”，这种修改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诗人灌注情感的损耗，比如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出版的《泰戈尔全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诗学规范的历时发展，五四时期的白话文翻译处于探索阶段，这个时期的翻译文学与原创文学作品在日后的复译和校订版本中基本上都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整。
与上句异曲同工之妙的有《园丁集》中的一句：“鸟儿，呵，我的鸟儿，听我的话，不要垂翅吧。” 但是冰心的翻译遵从了原文诗行布局 Bird, O my bird, listen to me，do not close your wings. 如果按照冰心小诗的风格设计也许是：
鸟儿呵，我的鸟儿，听我的话，不要垂翅吧！
上例可见，泰氏散文诗中抽取一句，亦便有可能独立成为一首小诗。小诗往往受生活中“一地的景色，一时的情调”触发，以诗人敏锐的心灵捕捉偶然漂浮到心头又随即消逝的刹那间，却又并不为人们经意的独特审美感受，给人以某种审美情趣和联想；或者以哲人之眼，从习焉不察、常见的平凡事物中，引发出某种富于诗情的人生哲理体验，给人以有益的理性启悟 (蒋昌丽, 2007)。综上所述，我们推断：小诗虽然诗行句长明显短于散文诗，诗歌表征的世界却有极大的相似性，若非心有灵犀，也似影响渗透。特别是类似“青年人”等意象单独成诗行，附加“呵”语气助词，带来的主要诗学效应便是拉近作者与读者的距离，似长姐与家弟促膝恳谈人生哲理。这种诗体形式的冲动在翻译泰氏诗歌时，囿于忠实英语原诗形态而敛藏机锋。
2.2 主题词共选与生死隐喻“词语像人类一样聚集”有两层含义：一是语言运用的横向序列中，一些词总是与其他词共同使用，具有很高的共现频率；另外就是在纵聚合关系中，一些特定的词语群总被触发，表达相似或者相同的主题 (梁茂成等, 2006:86)。前者研究的是搭配词，后者是主题词。诗歌的主题词具有凸显主题的功能，特别是结合诗歌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研究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实词主题词更能系统地揭示诗人的旨要。服务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本文关心“冰心-泰戈尔”的诗学相似关系，采纳Scott＆Tribble (2006) 提出的“共同关键词”的研究方法对冰心翻译泰戈尔散文诗与其原创小诗的主题词进行横向类比和纵向对比研究 (表2、表3)：横向类比是表格内部的两作品类比，重合相似部分粗体表示。纵向对比是指冰心翻译作品和原创作品主题词的对比，重合相似部分以阴影部分标记①。横向类比看，冰心创作小诗共有关键词是：光明、知道、青年、花儿。冰心翻译泰氏诗歌的共有关键词是：没有、甜柔、天空、时间、生命、微笑、知道、花朵。纵向对比看，冰心创作小诗与翻译诗歌共有关键词是：世界、微笑、知道、花儿(朵)、没有、时间。这体现了：(1) 冰心《春水》《繁星》小诗创作的内在写作风格一致性；(2) 冰心在翻译泰氏诗歌时保持了文本之间的译笔风格一致性；(3) 冰心原创小诗与翻译诗歌的意象选择高度相似性。中国评论界普遍认为“爱的哲学”是冰心的主要思想。这个词语源于1930年阿英在《谢冰心》这篇文章中概括冰心早期文学创作体现的精神，涵盖了母亲的爱、对自然的赞颂以及对儿童之关爱。此后这一概念得到了绝大多数文学评论家的认可。本文在检视共有关键词时，还发现了共有关键词之间的关联意义 (限于篇幅，不展示搭配网络关系)。比如“光明”与“天空”“生命”三者之间的高度关联，该意象组合构成了冰心与泰戈尔谈论“生死哲学”的高频话语符号，表达了二人“无限之生”的共识。
流星——只在人类内天空里是光明的他从黑暗中飞来又向黑暗中飞去生命也是这般的不分明么 (《春水》)
流星飞走天空可能有一秒时的凝望然而这一瞥的光明已长久遗留在人的心怀里 (《繁星》)
我知道这日子将要来到，当我眼中的人世渐渐消失，生命默默地向我道别，把最后的帘幕拉过我的眼前。但是星辰将在夜中守望，晨曦仍旧升起，时间像海波的汹涌，激荡着欢乐与哀伤。当我想到我的时间的终点，时间的隔栏便破裂了，在死的光明中，我看见了你的世界和这世界里弃置的珍宝。最低的座位是极其珍奇的，最生的生物也是世间少有的。我追求而未得到和我已经得到的东西——让它们过去罢。只让我真正地据有了那些我所轻视和忽的东西。 (《吉檀迦利》)
冰心和泰戈尔均在诗作征用了大量的概念隐喻表达生死哲学，人生虽如流星一般短暂，却矢志于报偿世界以光明。死亡的隐喻话语既是冰心所说的黑暗，也是泰戈尔所说的光明。冰心在《遥寄印度诗人泰戈尔》一文中不但说了她“越过‘无限之生’的一条界线——生——的时候”，泰戈尔“已经越过了这条界限，为人类放了无限的光明了”。这等于回应了泰戈尔《个人与宇宙的关系》一文中写的人们“把自己关在无限的创造与净化的神力之外”就会丧失生存的意义。虽然本文为了影响实证研究需求，仅选择了《吉檀迦利》《园丁集》两部泰戈尔诗集，但是泰戈尔在《新月集》《飞鸟集》等作品里都曾探讨过生死无限的睿智见解；冰心也在1922年小说《遗书》里接着亡友宛因之笔表示：“生和死只是如同醒梦和入梦一般，不是什么很重大很悲哀的事。泰戈尔说得最好：‘世界是不漏的，因为死不是一个罅隙。’能作如是想，还有什么悲伤的念头呢？颂美这循环无尽的世界罢！” (曾琼，2012)。以上是笔者从语料库翻译文体学描写视角 (王峰, 刘雪芹, 2017) 对照冰心-泰戈尔的诗学关系，囿于篇幅，此处仅揭示相似的一面。下面重点探讨从借鉴到立新的几点看法。
3冰心小诗的写作立新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和人性解放，主要从西方征借了两种思想：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中国译介泰戈尔的作品也大量体现了人道主义的光环。泰氏的人格、思想与艺术，闪烁着爱与美的光芒，对于五四时期洋溢着理想主义激情的国人而言，正如夜行山路的火炬，船航大海的灯塔。1920年8月30日夜，冰心在《遥寄印度诗人哲人泰戈尔》的短文中写道：“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个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储‘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泰戈尔！谢谢你以快美的诗情，救治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②冰心不仅从泰氏那里获得心灵的慰藉，而且也接过了童心、母爱、自然之爱、人类之爱的母题，在冰心的诗学发酵下得以酣畅淋漓的发挥 (秦弓, 2009:64)。从泰氏散文诗到冰心小诗，这一过程本身也是五四时期惯见的“从翻译文学到原创文学的借鉴与立新”，冰心在接受泰氏诗学后又孕育出哪些自己特色的文学立新呢？本文在语料库的共有主题词分析基础上 (表2、表3)，结合文体学分析 (王峰，2016) 提出意境、意象、意味的三处不同。
3.1 意境：从森林大地到大海在泰戈尔的诗学里“大地”“森林”是圣灵的母亲，灵魂孕育的所在，不能割舍的亲情。他曾在《吉檀迦利》中诫喻人们沉溺追求物质利益的游戏，便容易丧失快乐的本真。财富亦可成为羁绊，隔断与大地母亲的脐带，剥夺生活的真谛。
那穿起王子的衣袍和挂起珠宝项链的孩子，在游戏中他失去了一切的快乐；他的衣服绊着他的步履。为怕衣饰的破裂和污损，他不敢走进世界，甚至于不敢挪动。母亲，这是毫无好处的，如你的华美的约束，使人和大地健康的尘土隔断，把人进入日常生活的盛大集会的权利剥夺去了。 （《吉檀迦利》）
笔者认为“森林”和“大地”又成为泰氏诗歌营造“花朵”“风吹”“鸟儿”“歌声”等意象的发生场域，形成其稳定的意境。正如瑞典学院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哈拉德·雅恩在《颁奖词》中从西方视角肯定了泰氏文化价值：一是间接地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力，二是展示了与西方文化迥然相异的另一种文化，“这个文化，在印度广大平静、奉为神圣的森林中达到了完美境界，这个文化所寻求的灵魂的恬静和平，与自然本身的生命日益和谐”。这种文化与征服自然、强调竞争、追逐利益的西方文化构成了一种互补性 (陈映真，1981)。而与之相比，冰心的小诗 (表2) 更多凸显了“海”的隐喻：“我是横海的燕子，要寻觅隔水的窝巢。”如果世界是一片大海，那么诗人就是燕子，借以飞翔的双翅去寻找理想的人生坐标。除了意象的“海”，物象的“海”也常在《繁星》中充当故事场景。
澎湃的海涛沉黑的山影——夜已深了不出去罢看呵!一星灯火里军人的父亲独立在旗台上 (《繁星》)
大海伴随冰心童年的成长，成为小诗创作稳定的意境。她出生于海滨城市福州。不久，父亲谢葆章受命在烟台创办海军学堂，举家北迁。从3岁到11岁，冰心在烟台的海边度过了金色的童年，烟台的大海也成为她魂牵梦萦的心灵故乡。“我与父亲在东炮台的练兵场上，父亲说：‘那些港口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威海是英国人的，大连是日本人的，青岛是德国人的，只有烟台是我们的，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个不冻港。’”③尽管泰戈尔也偶尔提到了大海与孩子，但却释放出死亡的信号。残暴的世界一如大海肆虐，吞噬生命，沉没船舶；而孩童的天真却可以并行不悖，这难道不是诗人对冰冷世道的讽刺吗？
大海涌起了喧笑，海岸闪烁着苍白的微笑。致人死命的波涛，像一个母亲在摇着婴儿的摇篮一样，对孩子们唱着无意义的歌谣。大海在同孩子们游戏，海岸闪烁着苍白的微笑。孩子们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聚会。风暴在无路的天空中飘游，船舶在无轨的海上破碎，死亡在猖狂，孩子们却在游戏。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孩子们盛大地聚会着。 (《吉檀迦利》)
3.2 意象：“花儿”与青年的概念隐喻整合尽管“花儿/朵”是冰心和泰戈尔的共有主题词，但是冰心除了实指自然界的花草之外，还将“花儿”与“青年”的概念隐喻整合，产生了新奇的诗学效果，使其“花语”的意象技巧脱胎于泰氏，又有几分迥然的艺术风格。
(1) 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2) 幽兰，未免太寂寞了/不愿意要友伴么/我正寻求着呢/单没有别的花肯开在空谷里(3) 世人呵！暂时的花儿/原不配供在永久的瓶里/这稚弱的生机/请你怜悯罢！(4) 小小的花/也想抬起头来/感谢春光的爱——然而深厚的恩慈/反使他终于沉默/母亲呵！你是那春光么？
冰心在 (1) 小诗采取了特写镜头，将读者体验拉近一个微小的世界“墙角”，环境的狭小也暗示了主体动作施展空间的局促。“自赏”预设了青年也像花一样具有芳香、颜色等骄傲的资本，但结果是天地狭小成了墙角。在空间设定艺术的烘托下，诗人以花喻人的意象隐喻在 (2) 中也形成了四种鲜明对比，包括对象对比：幽兰 (实) 与别的花 (实) ；环境对比：空谷 (实) 与大千世界 (虚)；行为对比：独自盛开 (虚) 与友伴 (实)；后果对比：寂寞 (实) 与充实 (虚)。从认知心理角度说，以上其中的虚设部分具有宽敞的阐释空间，有待于读者的阅读体验后完形，同样的意象设定技巧亦可见 (3) 和 (4)，所不同的是后者更多的是怜爱而非诫喻的态度介入意象 (表4)。
3.3 意味：从诗人内心平静到社会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以后，文化启蒙退到幕后，政治斗争和武装起义此起彼伏。当时的中国文学语境急需匹配的革命诗学。泰戈尔崇尚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与其空灵之秀、清雅脱俗的散文诗，顿时在中国文坛失去了吸引力。同理，小诗的衰落除了自身的变化和运动的艺术规律外，从根本上还在于适应不了社会时代的发展，难以完成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1924年以后，当革命的高潮再一次点燃人们热情的时候，当现代人情感的比重和容量发展到小诗再也容纳不下的时候，小诗走向衰落成为一种必然 (蒋昌丽, 2007)。从文化语境上说，冰心和泰戈尔的诗学均不太可能有激荡社会革命的抱负与冲动。我们发现冰心《繁星》中仅有一则小诗从发芽、开花到结果的过程隐喻青年的发展、贡献和牺牲。
嫩绿的芽儿，和青年说：“发展你自己！”淡白的花儿，和青年说：“贡献你自己！”深红的果儿，和青年说：“牺牲你自己！”
此处的“牺牲”是青年人为了革命斗争而流血吗？根据《繁星》《春水》的诗集整体特色，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但是回顾1923年的文学大事记，不难发现端倪：4月，毛泽东创办《新时代》杂志。6月，瞿秋白在《新青年》上发表《国际歌》译配词。7月，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前锋》月刊第一期出版，陈独秀发表《中国农民问题》。8月，鲁迅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由北京新潮社出版。9月，闻一多诗集《红烛》出版。10月，恽代英、邓中夏、萧楚女主办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在上海创刊。以上文学事件又牢牢地跟政治意识觉醒关联，我们推断冰心的诗歌也透露出丝丝先锋的味道。这大抵是诗歌社会意味的一点流露吧。季羡林 (1979) 批评当年邀请泰戈尔访华的“主人们”没有看到或者故意不想看到他“怒目金刚”的一面，而竭力宣扬他风光霁月的一面。翻译作品只选择《新月集》《飞鸟集》《园丁集》《春之循环》《吉檀迦利》等等，好像诗人一生只写了这样的作品，其他密切联系实际的作品根本不存在，好像诗人终生与春花秋月为伍，脱离现实，遨游在彩虹白云之国。但这一批评忽略了“风光霁月”本身的诗学用意，该隐喻系统寄寓诗人对民族解放与人类未来的坚定信念以及由此而来的乐天达观，表明他对传统印度文化中悲观厌世思想的超越 (秦弓, 2009:53)。也正是缺少对泰氏诗学的文化寻根，才造成陈独秀、瞿秋白、沈泽民、郭沫若等人在泰戈尔来华访问期间严词抨击，这次风波实际上涉及如何对待外来文化、文学交流的根本问题，其意义远超出泰戈尔文学与中国文学影响的问题 (孙宜学等, 1999)。
3.4 语料库驱动文体分析小结文体学重在研究文学作品的文体形式、文体价值 (王峰, 2016)，本研究首先用语料库驱动方式筛选了泰戈尔与冰心诗作的“共有主题词”，以此量化结果作为文体价值挖掘的着眼点，结合语料库语境检索行，质性分析了主题词发生的客观世界的环境变迁 (意境)、主题词的实指与喻指变化 (意象) 和主题词所属文化语境变化 (意味)。当前的语料库翻译学主要集中在原文—译文比较，平行译本比较，长期忽略了翻译文学的影响研究。本文提倡语料库翻译文体学范式 (王峰等, 2017) 应用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其实证方法具有方法论开拓价值。
4结语本研究着眼于五四时期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意味着所谈的影响研究更多看重输入研究，尤其是冰心受到泰戈尔诗学的影响。语料库驱动翻译研究的范式，以句长特征、主题词为线索，比较了二人诗学的异同，结果发现：冰心的小诗与泰氏散文诗并非决然的体裁差异，但是小诗的容量空间更利于诗人捕捉、展示刹那间的诗学体验和灵感。共有主题词显示二人的诗歌意象确实存在极大的重叠，细究差异我们发现了冰心小诗在意境、意象、意味的立新。
致谢：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同济大学博士生导师孙宜学教授在泰戈尔诗学、比较文学方面的指导，谨表谢忱，文责自负。
注释：① 本研究过程中使用了北京理工大学张华平博士开发的ICT-CLAS2016分词系统。② 收入《冰心散文集》，北新书局，1932 年出版。③ 冰心的“灵魂故乡”《忆烟台》写满无限眷恋[N]. 烟台日报，2016-01-11.检索：http://yantai.Dzwww.com/xinwen/ytxw/ytsh/201601/t20160111_13657094.htm.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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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泰戈尔学建构关键问题研究”(14BWW025)、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项目“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文体学多维度分析” (CSC. NO. 201606260197)
2025年5月22日